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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创：郭抒 【本系列包括】 西方精英家庭如何养成孩子的世界观（上）：读了8年的大学本科 西方精英家庭如何养成孩子的世界观？(下）：从墨尔本到伦敦（本文） 在上篇中，我们介绍了一个家庭环境优越的女孩，用大量时间进行社会实践和旅游，花了8年才读完大学本科的故事。 再次说明一下，这上下篇中故事的主角都是澳洲本地白人，用他们来代表“西方”，马马虎虎说得过去。至于说“精英家庭”，可能有很多不同定义。在本文中，简单指对孩子教育非常重视，有见地，而且又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家庭吧。 下面开始第二个故事。  故事  2  从墨尔本到伦敦  十多年前我刚到澳洲时，每天早上驱车40分钟去上班。我经常一边开车一边听广播。这个时段正好播放澳州广播电台的一档早间谈话节目。主要是对当前新闻和热点进行的分析和采访。主持人叫做费恩（Jon Faine）。 费恩早年做过律师。他的知识面非常广，逻辑清晰，言辞犀利，对于每天谈论的事件总是有详尽的准备。他对于采访对象，尤其是政府官员，总是问题尖锐，不留情面。听他的节目非常过瘾。我很快就被他圈粉了。 记得有一次，费恩采访时任外交部长的毕晓普。直播准时开始了，但是外交部长迟到了6分钟。我当时正在开车，只听收音机中传出费恩的声音： “部长女士，你迟到了。” 毕晓普赶紧解释，但语气中还是有一丝优越感，她说， “我要从Springvale赶过来，你也知道现在这个时段特别堵车…… 还没说完，费恩说： “你迟到了。” 毕晓普有点下不来台，开始像个迟到的小学生一样解释道： “我已经预留了很长的时间提早出门。想不到1号高速开起来就像蜗牛一样。后来才发现有个地方出了个事故……警察封了3个车道……” 费恩不为所动： “你迟到了。我和xx，xx（其他两个嘉宾）还有我的听众都在等你。” 外交部长终于意识到没法蒙混过关，说， “我迟到了。我很抱歉。” 费恩这才进入正式访谈。 作为电台的当红主持人，费恩二十多年间几乎不间断地主持这个早间新闻谈话节目，访谈各种新闻人物，接听听众的电话……他的节目几乎成了每天必然会发生的事情。只要按时打开收音机，喇叭里就会传出他厚重的嗓音和尖锐的问题。 我以为这种安排会永远持续下去，直到有一天，费恩在节目中宣布，他要休假半年。 […]

原创：郭抒 这两天全世界都在关注云南的一队野象群，由于某种原因，它们离开在西双版纳的栖息地，一路向北，目前已经快到昆明了。互联网上因此有了一个新词：一路“象”北。 在昆明长到18岁后，我曾一路“象”北，北漂到北京去念大学和工作。每当遇到新朋友，我总是会一本正经地开一个云南人的典型玩笑：“我们在云南都是骑大象去上大学的。” 对方将信将疑，但往往是“信”多过“疑”，投来一脸的羡慕。 他们想不到，除了版纳、普洱和临沧的部分小伙伴外，大多数云南人一辈子也见不到动物园之外的野生大象。他们想不到，90年代的昆明，在变速车、山地车、高保真音响等各种大众娱乐上，一直在国内属于“第一梯队”。他们也想不到，当时的云南航空公司，已经拥有20多架波音737，767，并且号称提供国内最美味的航空美食…… 哪怕是在同一个国家，使用同一种语言，人们仍然可以轻松相信另一个地方的人在“骑大象上学”。 出国之后，这种现象就更普遍了。人们的认知和事实之间的差异往往让你瞠目结舌。中国人对外国的想象，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，用脚趾头都能推测出来有多可笑，多惊人。甚至是在不同年代出国移民的不同人群，同样是中国人，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差距，也不亚于前两者的差距…… 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后，信息的获取毫不费力。与此同时，信息的推送也比任何时代都更加有目的性、更加无时不在、无孔不入。稍稍把“事实”扭曲一点，剥离一点，让观点以“事实”的形式呈现在受众面前，而且通过大数据、个性化算法来进行精准投送，让“见过世面”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轻松地去指鹿为马，去相信另外一个地方的人在“骑大象上学”。这些事情，天天都在发生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 这不禁让我担忧，我的孩子将来会不会成为一个“瞎子”，一个什么都知道，同时又什么都不知道的“瞎子”？ 为孩子提供开眼看世界的机会，培养他们分辨事实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精神，其重要性恐怕要排在知识学习和技能培养之前。 对于孩子怎样认知社会，认知这个世界，这里汇总了两篇之前写过的文章。 （点击阅读） 西方精英家庭如何养成孩子的世界观（上）：读了8年的大学本科 （点击阅读） 西方精英家庭如何养成孩子的世界观？(下）：从墨尔本到伦敦 请不要被“精英”两字分散你的注意力。是否是“精英家庭”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这些重视孩子教育的西方家庭，他们是怎么做的。 上篇《读了8年的大学本科》侧重介绍一个家庭如何让孩子去认知社会。 下篇《从墨尔本到伦敦》侧重介绍一个家庭如何让孩子去开眼看世界。 （点击阅读） 五天四夜走长城 在旅行中进行思辨，不失为进行独立思考的一种方式。 （点击阅读） 为什么要让孩子学中文 最后，要培养独立思考的精神，最好要让孩子熟悉至少两种以上的语言。这样，孩子就能从不同的语言渠道获取信息来源，使用不同的文化思维来对信息进行辨析。 国内的孩子从小就学英文，海外的孩子学习中文却有相当的难度。但不管有多难，这恐怕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件事情。 （全文完） […]

原创：郭抒 作为两个孩子的老爸，我不停接到各种“工程订单”。 大的如孩子们的睡床，健身房里的攀爬墙，小的如三个轱辘的小车，或是路边死去小鸟的棺材。可以说是五花八门，不一而足。 作为一个建筑设计师，我同时也喜欢在工地“搬砖”。经常同工人师傅一起甩开膀子干。有时候一干就是8、9个小时。从浇灌水泥到安装橱柜，什么活里都有乐趣。 澳洲享有国际知名度的建筑设计公司DCM，其合伙人龚耕老师笑称我为“持枪设计师”。这里的“枪”是指钉枪。龚老师是澳洲华人设计师的楷模和前辈，他早年就有大量的工地实战经验。正是他的这种经历激励了我放下纸笔，花更多的精力去进行建造实战。 每次和师傅们从早到晚“厮混”；每次搬起200斤的窗户，推入预定位置；每次蹲在一个角落，冥思苦想饰板怎样收口……在第二天，当我坐到电脑前，当我再次拿起绘图笔时，我都感觉跟上次有了一点点的不同。 在各种工程项目和家居建设中，我渐渐培养出对制作各种家具和设备的兴趣。而家庭责任，工作需要和兴趣爱好这三者的交集，就体现在我那一车库的工具中了。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我最常用的18支“枪”。顺便也证明一下这“持枪设计师”的称号并非浪得的虚名。 当然，除了钉枪外，有些只是长得像枪，有些则是因为名字带个枪字。统统放进来，纯粹是凑数，就为图个好玩，不用当真。 先来个全家福。 【Framing Nailer 】框架钉枪  这是做结构框架用的钉枪，可以射出直径2.8-3.3毫米，长50-90毫米的钉子。我选择了一个用电池的。缺点是重，不是一般的重。但优点是不用配高压气罐，随用随打。对于我这种偶尔用用的相当合适。 【Finishing nailer】 细木工钉枪 这个是框架钉枪的小兄弟，用于固定踢脚线、各种板材箱体等等。使用的钉子要细得多，直径只有1.6毫米。我同样选用了一个用电池的。主要是带到哪里都可以用。缺点还是偏重了。 【Drill / Driver】 电钻 / 电动起子 电钻和电动起子可能是最常用的一组工具。之所以配了两套，是因为这样就不用在大小钻头或不同的起子套头之间来回切换，省时、方便。 这套迷你电动起子是朋友赠送的。我长草了2、3年，一直舍不得买。这位朋友知道后就把自己的送我。它在各种犄角旮旯小空间上螺丝时是最顺手的工具。虽然扭力不大，但是极其灵活小巧。带孩子一起干活时，由于它极其轻便，小孩们都抢着用。 […]

原创：郭抒 本系列包括： 一年8760小时，我都是怎么过的？（上） 一年8760小时，我都是怎么过的？（下）（本文） 上集介绍了我为改善自己的拖延症，花了2020年一整年来记录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。目的是为了分析我的时间都怎么分配的，希望能从中找出一些造成拖延症的原因。我精心挑选了软件，为事情进行了分类，设定了记录的原则，并且坚持了一年时间，完整记录了我做的所有事情所花的时间。 下面，就来看看整个2020年，共计8760小时，我都是怎么过的。  吃饭/喝茶/睡觉 整个2020年，我花了3052小时在休息上，这占用了我34.63%的时间。这里的休息，基本上包括了吃饭，睡觉，上厕所，闲逛，发呆等等。即便是上班过程中，如果我暂停工作，去泡杯茶，或是去卫生间的时间，都记在这个类别里。平均下来每天大概8.4个小时不到。如果每天吃喝拉撒的时间是平均2个小时的话，那我的睡眠时间只有6个半小时不到。 我全部的的休息时间，应该还要多一些。因为不少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我也是在“休息”，但被计入“家人”类别去了。即便如此，我的高质休息时间，尤其是睡眠时间明显是严重不足的。 睡眠的作用，有点像做馒头时发面的过程。和面再卖力，面粉用得再好，发酵粉放得再足，如果发面的时间不够，做出来的馒头也是没法吃的。白天学到的知识再多，获得的经验再宝贵，没有深度睡眠时的“整合”和“再思考”，这些东西也难成为肌肉记忆，产生奇妙的“化学反应”。在深度睡眠中，不仅记忆会得到巩固，学习和情绪会被调整，体力也会得到恢复，血糖水平和新陈代谢得到平衡，免疫系统被激活。 可惜，这些常识在需要睡觉时总是被我忘掉。更严重的是，有时由于太疲劳，还会不由自主地进行“报复性熬夜”：本来就长时间工作了，亟需睡觉恢复；但却不知怎么地继续工作，或是上网、微信。 一个“过劳”的身体和心理，对于需要使用更大能量来处理的重要事项，自然首先反应是抗拒，或者说——拖延。 看来，要治疗我的拖延症，首先得按时睡觉，并睡足时间。  工作  与休息时间缺乏相对应的，是工作时间过长。整个2020年，我花了2838小时在工作上。如果加上工作间隙的短暂休息，再加上为了工作而进行的交通时间，比如在不同工地之间的往返时间，那么这个数字就变成了3500小时以上。这意味着每天工作将近12小时，每周工作6天，全年无休。这几乎相当于两份全职工作的工作时间了。 这么长的工作时间，说明了两个问题。第一是家人给了我太多的支持；第二是工作效率有问题。 我不知道别人，但我自己是绝对无法保证长时间高效率工作的。每天12小时的工作时间意味着一天当中我有相当的低效率工作时间。工作效率低，进一步延长了工作时间，工作时间长，效率更加低下，恶性循环就开始了。 在这种状况下，去面对那些棘手的或是重要的问题时，自然又只能祭出拖延大招。 让我稍感欣慰的是，我的工作内容不单一，不枯燥。有最容易让人投入的纯设计工作，有管理工作，有大量学习培训，有同各种背景的人的大量的沟通工作，也有实战建造工作。我经常在路边的车里用视频同客户或市政府开会，而开会前10分钟，我还在一旁的工地上切割木头，搬运砖头……工作内容的多样性和脑体力的混合切换多少让我缓解了压力，不感觉到疲劳。 整个2020年，我有950小时是花在工地上的。有的时候一天下来，仅在一个工地上就有超过1万步的计数。一年下来，长期伏案工作带来的各种腰酸背痛似乎消失了，我的皮肤变黑了，力气增加了，胃口还可以，再没有失过眠。  与家人在一起 整个2020年，我有1436小时与家人在一起。这相当于平均每天将近4小时。 我可以发誓，他们绝对没有这种感觉。他们的感觉应该是，我总是不在家，在家也经常在工作。去爸妈那里总是来去匆匆，慢下来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；孩子们则总是在等待我去做我答应他们的各种事情…… 造成这种感觉主要有两个原因，一是老爸老妈老婆孩子们有5个人，而我只有一个。一平均，时间就少了。二是高质量的相处时间有限，因此印象不深。 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里，我单独带孩子的时间大概占了1/4，平均每天1小时。应该说，在周末，或晚上睡前，我还是花了不少时间陪孩子的。 而单独陪老爸老妈的时间是120小时，相当于每周只有区区2.3个小时。当然，实际与爸妈在一起的时间要远多于每周2个小时，因为大多数时候还有孩子在一起，属于综合的家庭时间。但那种时间与专门的陪伴是不同的。 […]

原创：郭抒 作为一个拖延症患者，我已经不再纠结了。 这句话信息量好像有点大，还是分开细说吧。  我有拖延症 首先，我是一个拖延症患者。为了说明病症的严重性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背景： 我的职业是建筑设计师。建筑设计在建造工程中通常是牵头专业。除了设计和制图工作外，其他如结构、暖通、园林、环评、给排水、消防等各种专业都需要我们来协调；报审过程中的市政府、监察员、水电交通公司等各种权威机构需要我们来协调；还有最重要的客户，开发商，建造商需要协调。 我的事务所是一个8人的小团队，我每年要带领小伙伴们处理几十个大小不一的项目，每个项目或多或少都要处理上述各种内外关系。因此说工作上千头万绪并不夸张。 与此同时，我碰巧还是一个热爱泡工地的设计师。工作中有大量时间是在工地上度过的。经常早上7点就在工地上，轮着榔头与师傅们一起开始干活。而设计、沟通、管理等工作，则往往放到了下午和晚上。 在生活中，与每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一样，家庭、住房、孩子教育、老人，各种事情一样都少不了。 因此我每天要处理很多事情。的确，我每天也完成了相当多的事情——多到了什么程度？多到了让周围的人，甚至家人都不知道：我其实有严重的拖延症。 他们不知道，我实际完成的工作，只是计划清单上的一小部分；他们不知道，有些极重要的事情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我甚至不愿意去想一下；他们也许知道，好多重要的事情，我甚至还没有开始做。但他们不知道，这些没有开始的重要事情，竟然有那么多…… 这个问题让我很纠结了很长时间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：一样是每天处理很多事情，但其实完成的内容只是计划中的一小部分。一样的对效率低下心急如焚，却不采取任何措施。 看来拖延症在这个焦虑的时代是个比较大众化的通病。那些完全没有拖延症的人，要么成了凤毛菱角的神人；要么，把自己逼死了。 考虑到我变成神人的几率无限趋近于零，而我把自己逼死的愿望也基本等于零。我还是安心接受拖延症，把它看成一个——姑且叫“终身疾病”吧。 于是，患有拖延症的我不再那么纠结了。  试验 尽管不再纠结了，对拖延症也不能完全听之任之，让它肆意发展。多少还是得尽力改善一下。因此，我用2020年一整年的时间，做了一个试验。 我详细记录了我在这一年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花费的时间。是的，每一件事，从与客户开会到吃饭睡觉，甚至发愣瞎想，通通记下来。 我希望我能通过对时间的全面记录，从中发现一些问题，从时间分配上首先去寻找一些造成拖延症的原因，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办法改善。  软件 我使用一个手机软件来进行记录。手机和我几乎形影不离，用手机来记录最合适。经过一番尝试，我找了一个足够简单、快速和稳定的软件。 本文的目的不是做软件推荐。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，可上网搜一下柳比歇夫时间统计法。如果一个软件基本是按照这个原理设计的，那么你就可以测试一下其功能界面你是否喜欢、用着是否顺手。注意前面提到的“简单”、“快速”和“稳定”，如果这几方面都能做到，那么这个软件不会太差，用就是了。注意这时你找到的很可能是付费软件。这点钱是值得花的。  类别设定 然后，我就开始为所有事情设定类别。 我在工作中早已建立起一套计时系统，这套系统可以让我实时看到我自己，或任何一个小伙伴在某个项目中所花费的时间，并且做各种统计分析。 但是与工作计时系统不一样的是，这个实验所需要记录的，并不是一个个事件本身，而是这个事件所属的类别。我把我一天到晚要做的事情一共分了39个类别。比如：“休息/喝茶/吃饭”，这统一算一类；又如“电视/上网”归为一类，这里的上网，不是以工作或学习为目的的，而是单纯浏览一下新闻，翻翻微信这一类；有一些类别，如“老大”，是指我单独同大儿子一起待的时间。 […]

原创：郭抒 在表现建筑时，我们经常使用黑白摄影。这当然不只是因为黑白摄影显得高端，而是去除了颜色的“干扰”后，建筑形体更容被表现出来，视觉冲击力强。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，色彩是无处不在的。如果某种艺术形式要还原一个“真实”的世界，那么就要慎重用好颜色。颜色用好了，可能会产生到意想不到的奇效。 我们以今年的高质量电视剧《隐秘的角落》为例，来看看电影的美工是怎样用色彩来为剧情服务的。之所以说电影美工，是因为这部剧集的制作绝对是电影级水准。顺便说一下，文中有极为少量的剧透，请谨慎阅读。 闲话少说，先来看一组“背景色”：  黄  色  这个场景是主角朱朝阳和父亲游泳，父子俩从隔阂到距离拉近，其乐融融。背景是明快的黄/蓝组合，象征他们心情舒畅。连前景的两瓶饮料都是黄色。整个画面轻松、协调。 这个场景中，救欣欣的钱有望能收到，孩子们的心情稍稍放下，他们充满希望，又有些忐忑。注意到没有，中间普普穿的是黄色/褐色的格子衫，背后的旧船锈迹斑斑（褐红色），楼梯还被美工特意刷成了黄色。整个画面色彩恰到好处地表现了那种对未来的忐忑的希望。 什么，这是过度解读？非也非也。证据在这里： 这是片尾剧组人员清单，看到吗，足足4位油漆工。在美术指导下，他们为一个个精心设计的画面加上了观众可能永远注意不到的色彩。 让我们来继续欣赏油漆工们的杰作。  绿  色 朝阳妈妈和朝阳把家里重新油成绿色，象征母子二人摆脱离婚阴影后希望得到新生的生活。当然这个绿色调子很暗。这个不奇怪，剧中母子二人都有各自的压抑。 他们家地面使用黑、白、棕三色构成。这些“破碎”的色块——也许象征他们破碎的关系——和墙上的绿色实在是谈不上协调，但是多多少少反映了朝阳妈妈矛盾的心理。离异的憋屈、对幸福的渴望、以及对孩子愧疚带来的过度控制，各种情绪都杂糅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。  红  色 但是当朝阳妈妈出现在和同事约会的场景时，背景又都变成了象征欲望的红色： 红色的窗帘，红色的地板，红色的家具。 哪怕是在工作单位，和约会对象独处的房间，也是红色背景。 约会前照镜子，背景墙是红色的，衣服也是红色的。 约会对象来到朝阳妈妈的值班室。墙上的红色显得很刻意，别扭。别扭得就像他们的这段感情。 朝阳妈妈认为，自己的恋情会对朝阳造成影响。因此把此事对包括朝阳在内的所有人保密。她这种对自我的压抑，使得这浓重红色进入她家后，变成了地面的那些淡红的碎块。  蓝  色 当开始描绘杀人犯张东生时，不管在他家里，还在职场少年宫，用的是都是蓝色。 蓝色窗帘，蓝色餐桌，蓝色椅子，连厨房的灯光也是蓝色的。 注意所有学生的衣服不是黑、白就是蓝，整个画面的“蓝调”就是这样出来的。 这个蓝调调，在这里表现的是一种压抑和忧郁。这个片子的一个成功之处，是表现出了可恨之人的可怜之处。 […]

吵架作为一种极端的沟通方式，在中国人来说一般是不太研究和提倡的。但对于西方人而言，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。他们在给老板的电话上吵，在邻居的围墙边吵，在给同事的邮件中吵，他们在会议室里吵，在法庭上吵，在议会中吵。他们的合同，他们的约定，直至他们的国家宪法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吵出来的。 当然，这里说的吵架，不是斗嘴，不是谩骂，而是激烈地谈判和争论，目的是维权和夺利。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。 作为一个多少有点社交恐惧症的人，我自然宁愿心平气和地谈论问题，在有争执时放弃一点利益，以和为贵。我想，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处事方式。但是在同西方人打交道时，我发现这根本行不通。你越退让，对方越觉得你软弱，而他有道理。 “得理不饶人”在西方人的头脑里似乎是天经地义的。 要命的是，我生活在澳洲，我不能只同中国人打交道。久而久之，我发现不吵架根本没法工作。盘点一下，我需要同30多个地方政府，80多个专业咨询公司，200多个供应商打交道。从政府官员到规划律师，从建筑监察员到水管工，我需要跟各种背景，和我各种业务关系的人进行沟通。虽然99%的沟通都是相对正常的，但剩下的1%，只能靠吵架来完成。 有一次，我为一个中国客户设计一所幼儿园，当时建筑监察员花了很长的时间也无法发放开工证。不是设计有问题，而是因为他们实在太忙了，一直拖着完成不了发证前的最后手续。幼儿园的工期涉及到当地许多家庭的安排，如果不能及时开工，很多孩子都会流失到别的幼儿园，一天都耽搁不得。 怎么办？ 我给监察公司的老板去了一封措辞非常严厉的信。信中说我对他们的工作效率极其地失望，业主对其处境感到绝望和愤怒。我列出了他们发证前需要做的工作，并要求他们必须在24小时内发证。否则就启动程序更换监察员。 信件发出时抄送了业主。这位来自国内的业主当时就慌了。他连夜给我发了5条微信，怕我没看又在深夜打电话给我。他说你怎么能跟人家这么说话？一点面子不给，把这帮孙子惹毛了他更是拖着不发证了。换人又不是说换就换。到时候还得求着人家。这可怎么办？ 我说不要担心，明天等消息吧。 第二天早上9点10分，对方的电话就打过来了，详细解释了为什么时间有所拖延。虽然没有道歉，但保证会尽快推进。第三天，业主拿到了开工证。业主不理解，为什么好好说话一直拖着，拉下脸来却奏效了？ 有时候，即便不需要真正进行这1%的吵架，也要让对方知道你有进行这1%操作的能力。 不久前，一个钢架厂的财务经理打电话给我，说我的客户拖欠了他们的最后一期发票。我试图解释钢架厂还有些工作没完成，另外有一点东西做错了。但他根本不听解释，我一开口他就不停地重复发票拖欠了多久，他们催了几次，不付款有什么后果。我尝试了几次，他都不让我说完。于是，我说： “如果你只想表达你的意思，那么我们可以挂电话了，因为我已经听清楚你的意思了。但是如果你想和我沟通的话，那么请让我把话讲完。” 他一下子就安静下来，老实听我讲了…… 可见，同老外吵架，需要对他们的思维方式有一定的了解，然后再遵循一些方式技巧，就有可能取得不错的效果。 下面，我就来总结一下我有限的“吵架经验”。  1    不要有情绪  情绪这个东西，除了进行艺术创作外，可以说是有百害无一利。越是激烈的争执，越是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和情绪的平稳。唯有如此，才能专注在争执的内容上。  2    不要大而化之  中国人擅长联系地看问题。然后在即便是弱联系的事情或人物之间来搞平衡。但是搞平衡的标准却是——没有标准。 “我虽然钱付晚了点，但你两年前那个瓷砖铺得也不咋地。扯平了啊！” 这是不少国人的操作方式。但是西方人的做法是： 付钱晚了，看合同，按照晚付款罚金标准赔付；瓷砖没铺好，但是和本项目无关，另外解决。 如果按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来一起吵架，那无异于鸡同鸭“吵”，不会有任何结果。 […]